在撰写校史初期，我手上只有一本学校编的《校友录》，里面有一份海员训练班学员名单，然而，在校史撰写的过程中，我发现这份名单与实际出入很大，譬如，在单位档案室有一份海员训练班学员学习结束后，被派往华南区海运局工作的函，其中，提到的谷源松名字，在《校友录》名单中却没有出现。此外，在大量的关于香港招商局起义文章中提到起义船员，也没有出现在《校友录》海员训练班名单中。
后来，我在学校档案室查阅档案的时候，又获得了一份1979年由交通部政治处和中国海员工会全国委员编印的59页《原招商局油轮公司所属17条船起义船员名册》，而这份名册中，到底有多少起义船员曾经在海员训练班学习？他们又都是谁？却无从知晓。为了解决这些疑问，我多次与交通部有关部门联系查阅档案事宜，但是，由于受新冠疫情的影响，均未成功，因此，我将深圳招商局博物馆的查档工作，作为突破的重点。我希望在招商局博物馆，能够找到南京海员训练班学员的准确名单。
2020年8月27日，在找到海员训练班首任班主任董华民之子董海波，我即随学校宣传部长前往北京拜访，之后，我便着手前往深圳招商局博物馆的准备工作。我制定了详细的查档计划，罗列了一份所需资料的清单，包括起义文件、事件、重要人物以及13条船等内容，特别是所有与南京海员训练班相关的图片和文字资料，并将清单提前发给了招商局博物馆。临行前，董海波获知我将去深圳查阅档案，特地与他熟悉的同事朋友、招商局博物馆的樊馆长打了招呼，并且，将樊馆长的电话发给了我，嘱咐我到了深圳就先与樊馆长联系。
一切准备就绪，我便开启了招商局博物馆的查档之旅。9月22日下午，刚一抵达深圳，我就电话联系了樊馆长，告诉她我已到了深圳，计划明天去馆查阅档案资料，樊馆长告诉我，她已通知了博物馆馆员朱小姐，协助我的查档工作。23日上午，我到了博物馆，朱小姐先领我拜访了樊馆长，之后，便开始了查阅档案资料的工作。朱小姐告诉我，在我来深圳之前，她就已经根据我提供的清单，初步查找了一遍，找到了上海军管会对驻招商局人员的任命、策划起义信件以及策划起义的人员照片等，在查阅清单中我提供的起义船员名字，找到了招商局船员职务动态表和人事登记卡片等，也找到了起义船的照片资料，而在系统中检索“海员训练班”信息，除了发现一个当时的浦口码头抢修工程委员会发给海员训练班要求调查学员苏字元到职后请假未归的函外，未发现海员训练班的相关资料。我按照清单对每一项内容进行了核对，之后，和朱小姐又尝试多种方式，对所需资料仔细查找，但是，对于海员训练班的资料检索，依然没有新的发现。由于涉及到这些资料的版权问题，学校要履行一定的馆藏资料使用承诺，因此，我还必须返回学校，办理必要手续，在资料使用承诺书上加盖学校的公章。几天紧张的查档结束后，我请朱小姐有时间再帮我仔细检索海员训练班的相关资料，我告诉她，希望在招商局博物馆能找到与起义船员在海员训练班学习、生活，特别是学员名单等资料，并把学校编的《校友录》里海员训练班学员名单，发给了她。
国庆长假一结束，在学校办理好招商局博物馆馆藏资料使用承诺手续后，我再次前往深圳招商局博物馆，这次，我拿到了上次查阅到的资料，此外，还增加了国家领导人纪念香港招商局起义的题词以及补充查找的更多起义船员的招商局人事卡片。
回到宾馆，我仔细翻看了所获得的这些资料，突然，一份赴宁学习名单的文件夹引起了我的注意，我点开文件夹里所有的文件，我异常兴奋，这是一份11条起义船的船员赴海员训练班学习的名单，11条起义船分别是“海厦”轮、“邓禹”轮、“海康”轮、“林森”轮、“教仁”轮、“邓铿”轮、“成功”轮、“蔡锷”轮、“鸿章”轮、“民302”轮、“济平”（即“民312”轮），另外两条起义船“海汉”轮和“中106”轮不在所列名单中。这批赴南京海员训练班学习的起义船员一共245人。随名单还附有一页《广州赴宁学习海员报到须知》，“报到须知”里，对这一批起义船员去上海招商局总公司集合的时间、地点，如何乘坐江轮分两批前往南京海员训练班以及两批学习人员的领队等，都做了详细的规定和说明。
这是一个重大的发现，不仅是学校的一份重要的历史文献资料，而且，对校史的研究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从这份名单来看，这些起义船员赴南京海员训练班是有组织的，也是极其严肃和缜密的。通过对这份名单的研究，从中可以发现学校以往材料中的错误，譬如，在学校编的《校友录》中，蒋季善是海员训练班第一期一班的学员，而在招商局博物馆发现的这份名单中，却没有蒋季善的名字，而在后来对蒋季善档案资料查阅后证实，蒋季善并没有随这批起义船员来海员训练班，而是，在广州人轮任职到1951年6月之后，参加了海员训练班第二期的学习。此外，这一批245名起义学员名字，很多都不在学校的《校友录》里，譬如，“海厦”轮船长王俊山、“邓铿”轮船长刘维英、“民302”轮船长谷源松、“教仁”轮船长罗秉球、“鸿章”轮船长蔡良，还有“林森”轮船长杨惟诚和“成功”轮老船长张文豪（不在245人名单中）以及一大批起义高级船员，而正是他们，构成了新中国初期航运业的中坚力量，特别是被誉为“新中国第一位远洋船长”、第一艘挂五星红旗的远洋船“光华”轮船长陈宏泽，忝列在招商局赴南京海员训练班学习名单中。
此外，这一批起义船员及其船舶，对于新中国新兴的航运业意味着什么？而第一所在南京创办的海员训练班和后来上海等地开办的“海员训练班”，作为招商局起义的历史传承与延续以及新中国航运业发展的发轫与开端，这一方面的研究，极具价值和有待深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