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1月，“鸿章”轮从台湾抵达香港，船员通过其他在香港停航的招商局船员获悉，香港招商局正在酝酿起义，他们按照香港招商局的通知，停航待命。12月29日，起义船长在香港思豪酒店秘密集会，商讨起义事宜，蔡良作为“鸿章”轮船长出席了集会，并在起义声明上签名，1950年2月1日，香港招商局成立护产委员会，起义中香港招商局成立了护产委员会，蔡良作为“鸿章”轮船长，成为护产委员会委员。9月，“海厦”轮船长王俊山，驾船返回广州，船长驾驶着“民302”轮，护航任务。12月23日，起义船员奉调上海集合，分两批前往海员训练班学习，蔡良担任第一批船员的领队。
作为在海员训练班学习的起义船长之一，我一直在关注和收集他的相关信息，除了网上一篇吴长荣写的《称雄航海界的崇明籍船长》中提到的在香港招商局起义中，发挥积极作用的船长为我提供了查找线索，其他的线索寥寥。于是，我根据“蔡良是崇明籍船长，他就有可能工作、生活在上海”这条线索，试着给中远海运（上海）有限公司人事处档案室打去电话，请他们帮我查一下蔡良的人事档案，得到的查询结果是：没有。后来，我在查找王俊山、刘维英的时候，与吴长荣的儿子吴志浩取得了联系，并且，从吴志浩处获得了一份其父亲吴长荣留下的通讯录，其中，王俊山、刘维英等都在通讯录里，唯独蔡良不在。至此，线索中断，我也就暂时放下了查找蔡良家人的工作，这种状况，直到我在武汉长江航务局查阅档案后，才有了改变。
长江航务管理局前身是1950年成立的长江区航务局，它是伴随着新中国的建立而成立的最早的内河航务管理机构。香港招商局起义的这部分船员，包括在海员训练班学习的起义学员，除了分配在了当时的华中区、华南区海运局外，还有一批被安排在了长江区航务局。因此，在去武汉之前，就将这条信息列入到了此次的查阅计划中。果不出我料，在长江航母管理局查阅文书档案时，我获得了一份长航系统的起义船员名单，而蔡良，赫然出现在这份名单中：上海分局、人民11号，蔡良。除此之外，还有“海辽”号的报务主任马骏、“济平”轮即“民312”轮船长张事规以及协助“邓铿”轮船长刘维英行使职责的大副夏文丞也赫然列在了这份名单中。
从武汉返回，我开始着手寻找起义船长蔡良的工作。当时的长江区航务局上海分局早在历次的机构改革中拆分、重组，最终撤销，成立了上海长江轮船有限公司。我从公司负责管理文书档案的陆女士处，要了人事档案处的电话，立马将电话拨了过去，接电话的是人事档案处的彭女士，她询问我为什么找这个人，我告诉了她我工作的单位和寻找蔡良的意图和目的。她记下了蔡良的名字，答应我先在系统里查一下。我守在电话听筒旁，听着她的脚步声离开，没一会，她就查到了结果。确有一位叫蔡良的，怎么确定是你要找的呢？她让我提供有关蔡良的个人信息。他是招商局起义“鸿章”轮的船长，到现在最少90多岁了，他是崇明籍的。我答道。嗯，她核对过后告诉我，他是191几年出生的，崇明人，1982年就去世了。我算了下一下年龄，应该就是我要找的蔡良！好吧，今天周五，我们比较忙，下周一你来电话。好的。我将海员训练班《学习总结书》的封面照片发给了她，请她看看有无海员训练班的《学习总结书》、履历中海员训练班记录以及他家人的住址和电话。她希望我周一能提醒她一下。为了工作联系方便，我加了她的微信。
一天，我正在电脑前梳理寻找“鸿章”轮船长蔡良的信息，王俊山女儿王振明的微信在我眼前闪了一下，我点开一看，他给我留言：我在帮您找蔡良船长的家人，不知道能否找到。我向她表示感谢，告诉她：我也正在找，已经找到了他的人事档案，在上海长江轮船公司。同时，我还告诉她，费新安的家人也在寻找，虹口区统战部给我的、吴长荣通讯录上的住宅电话已经是空号，虹口区政协还没有消息，估计也不会有，目前，线索是断的。过了一会儿，王振明的微信又闪了一下，我再次点开，一串文字让我兴奋：费新安的女儿我们有联系，在争得了她的同意后，我把她的手机号发给您，手机号码，费志佳。
周一上午一上班，我即给上海长江轮船公司的彭女士发去了信息，彭女士让我稍等，没多一会儿，她给我发来了蔡良的海员训练班《学习总结书》的照片。确定了在这里离休的蔡良正是“鸿章”轮船长蔡良后，我进而向彭女士询问公司管理离退休办公室或社保中心的电话，并且，向她说明希望通过离退休办公室或社保中心，能够找到蔡良的家人。彭女士告诉我，蔡良是1987年去世的，他的信息应该还没有进入社保中心。我向彭女士表达感谢，也就挂断了电话。
和彭女士结束通话后，我一直在努力寻找蔡良家人的相关线索，但是一无所获，我不得不再次请求彭女士的帮助。我给彭女士发去信息，告诉她我一直在打听起义船长蔡良，可是没有任何线索，他有3男2女五个子女，还能麻烦您，根据档案里的子女名字查一下是否在贵公司工作及联系方式？彭女士说她这几天忙，等不忙的时候，帮我查一下。过了几天，彭女士告诉我，通过蔡良几个子女的名字，他的几个子女的档案都不在他们公司。我再次感谢她。看来，几种尝试没有结果，但我还是不甘心，我开始盘算着计划亲自去一趟上海。
12月15日，我踏上了去上海的寻访之路，此行的目的除了寻找蔡良、罗秉球两位起义船长的家人之外，还去拜访已经找到的在上海起义船员家人，并且看望目前依然健在的刘维杰老人。临行前，王振明告诉我，她正在托公安的朋友打听蔡良的家人，还没消息。我也告诉她我已经启程，亲自前往上海，查找蔡良家人的相关线索。我们约定好，等我查档结束后，和费志佳一起见面。
到了上海，安顿好宾馆，我就前往张杨路800号的长航大厦。此时，档案室的彭女士已经将蔡良的人事档案材料找出来了。我对每一页的材料仔细看了一遍，对每一位蔡良的关系人做了梳理，查找可能寻找到蔡良的线索。蔡良的妻表兄陈邦基也在当时的长航上海分局监督科工作，我又调出陈邦基的档案，档案里提到与陈邦达的堂兄弟关系，我立马与陈邦达之子陈元联系，之后，陈元回复我，听他父亲提过陈邦基，但好像没有亲戚关系。我又将蔡良的兄弟姊妹、子女的名字和工作单位记录下来，以方便以后的查找工作。在蔡良的人事档案中，我还找到了董华民亲笔写的有关蔡良问题的鉴定材料，对蔡良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这也是此次查阅档案的另一个重要收获。
晚上，热心的王振明给我发来短信，询问白天查档情况，我也将此次查阅所获得的线索一并发给了她。
过了一天，根据蔡良档案中的地址，我即前往虹口区的公平路688路，这里是高楼间的一片低矮的老旧房屋，一年前开始拆迁，等我找到这里，住在这里的居民已经全部搬迁走了。我一路打听，找到嘉兴路岳州居委会拆迁安置办公室，接待我的工作人员问明了情况，告诉我，根据拆迁纪律，他们不能透露被拆迁人的相关信息。我表明了我的寻访与拆迁工作没有任何关联，工作人员答应帮我联系蔡良的家人，至于，蔡良家人是否愿意与我联系，由他们自己决定。我表示同意，并将蔡良几个子女的姓名报给了他。他让我在办公室外等候，很快，他出来告诉我，已与蔡良的儿子蔡振权联系了，并把我的手机号码告诉了蔡振权。我向他 没过一会，蔡振权的电话打了过来。我问了他在嘉定的新住址，彼此加了微信，约定见面的时间。功夫不负有心人，至此，招商局起义船员赴海员训练班学习名单上的5名船长，都已全部找到！他们是“民302”轮船长谷源松、“海厦”轮船长王俊山、“邓铿”轮船长刘维英、“教仁”轮船长罗秉球、“鸿章”轮船长蔡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