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海辽轮”起义成功之后，香港招商局在中共香港地下党组织的策动下，计划发动起义。12月29日，香港招商局代理经理汤传篪、副经理陈天骏召集在香港的13条海轮船长，在思豪酒店秘密集会，商讨起义事宜。会后，为表达起义的决心，除了“成功轮”船长徐汉卿和“邓铿轮”船长刘维英，因妻儿或父母在台湾，为免遭台湾当局迫害不便签名外，其他各船船长都在起义声明上郑重地签了名。而沈达才作为“邓禹轮”船长，也忝列名单中。
在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主办的《档案春秋》2014年第6期上，刊登的一篇沈永清写的回忆他祖父沈达才的文章——《沈达才：“江亚轮”船长人生沉浮》，文章中提到“登禹轮”起义回国后，1950年5月，沈达才受交通部委派，出任停泊在新加坡宣布起义的“海玄轮”船长，并率相关船员赶赴新加坡，准备驾驶“海玄轮”驶回新中国，“海玄轮”是1950年1月24日，在新加坡宣布起义的，船长薛邦祥因亲属在台湾，态度动摇不定，后坚持将船驶回台湾，遭到起义船员的反对，之后，薛邦祥因身体不适自动离职，改由大副杨训仪代理船长，沈达才在新加坡坚信“海玄轮”起义是唯一正确的道路，与台湾当局和当地政府进行了不屈的斗争，受到上级机关的表扬。1955年初，沈达才率去新加坡时的原班船员，驾驶“海玄”轮返回祖国，圆满完成委派任务，1955年8月沈达才在参加交通部海员训练班期间，努力学习航海航运业务。
南京海员训练班，是从1951年2月开始，一共举办了4期，后来，中央人民政府交通部发函，征得中国海员工会筹备委员会同意，对海员训练班进行改组，在此基础上成立中国海员干部学校。学校于1953年1月开班。一共办了两期，到了1956年5月，交通部海运管理总局下文通知学校正式更名为南京初级航海学校，至此学校由海员政治学校正式转变为海员专业技术学校。
沈永清在这篇回忆文章中提到的，1955年8月，沈达才参加的交通部海员训练班。这个时间点，学校早已更名为中国海员干部学校。据我所了解，这一时期，交通部也曾在其他地方，譬如上海，开办过海员训练班，而回忆文章中提到的这个海员训练班，是沈永清的笔误还是另有所指？只有找到沈永清，谜底才会揭开。
沈永清在回忆文章中写道：1955年11月至1962年，其祖父沈达才在上海海运局任“和平4号”、“建设9号”船长，在上海至大连的海运货运航线上，直到1962年7月退休。于是我致电中远海运（上海）有限公司人事档案室和老干部处，请他们帮助查找，同时，我也在网上寻找线索，很快就有了新的发现。在《上海地方志》2013年第4期，有一篇《沈达才其人其事》，作者也是沈永清，在文章的结尾留下了作者的单位：上海市闵行区地方志办公室。
时间虽然已过去了7年，但这一线索，还是令我兴奋。此时，中远海运（上海）有限公司回复了我：没有找到沈达才家人的联系方式。于是，我找到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的电话拨过去，一位姓郭的工作人员接了电话，他问明了我的来意后，给了我沈永清的手机号码，于是，我给沈永清打去电话。电话通了，无人接听，多次拨打，依然如此。我猜测，可能是陌生电话的原因，于是，我给沈永清发去一个短信，自报家门，简单说明了70年校庆，学校编写校史和筹建海事教育博物馆的情况，希望与他取得联系。信息发出几天，仍然没有回音，电话又试着拨了几次，还是通了没人接。
我再次致电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的郭先生，向他反馈了情况，并且，询问他是否还有沈永清其他的联系方式。郭先生告诉我只有这一个联系方式，并且向我提供了闵行区地方志办公室的电话：这是闵行区地方志办公室综合科的电话，你可以找一位姓孙的科长问问。于是，我把电话打到了闵行区地方志办公室综合科，接电话的正是孙科长。我向她介绍了我的工作单位以及寻找沈永清的意图，孙科长给了我一个同样的手机号。于是，我告诉她，我已向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的郭先生打听到了这个电话，但是一直无人接听的情况。孙科长听了很吃惊：我们一直用这个电话联系的，沈永清退休后在我们这里从事文史工作，由于疫情的原因，才很少来办公室。我请她帮忙先与沈永清联系一下，转告我在找他，她爽快地答应了。没过多久，孙科长的电话回了过来：沈永清的电话接通了，他就在电话机前，你可以与他联系。于是，我再次给沈永清打去电话，直到电话断线，还是无人接听。我很疑惑，将情况反馈给了孙科长。难道是电话接通没有铃声？不可能的，我刚刚和他联系过。孙科长答应我再与沈永清联系一次。很快，孙科长的电话又打了过来：沈永清告诉她，我的电话和短信他都收到了。孙科长建议我再和沈永清电话沟通。
我向孙科长表示了感谢，结束了和她的通话。看来，沈永清是在拒绝接听我的电话！或许是历史的原因抑或是隐藏在家属内心某种的疼痛，他不希望我们去打扰他的生活。初冬的萧瑟，让四周的空气透出一阵阵寒气，夜晚来得很早，刚到了下班的时间，天很快就黑了下来，白天的阳光残留的一丝暖意，渐渐被漆黑吞噬。我给沈永清再次短信留言：招商局起义的先辈，为新中国航运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我们正在挖掘他们的事迹，寻访他们的家人。在我们不懈的努力下，已经找到了当时领导起义的董华民家人董海波，并邀请了他回访了海员训练班旧址，同时，我们还找到了“民302轮”谷源松船长、“中106轮”陆俊超二副等起义船员的家人，还有刘维英船长、王俊山船长、费新安大副都在上海的线索。我们在寻找沈达才船长的家人，希望与您联系。依然没有回音……
我感到与沈达才船长家人的距离如此之近，近得仿佛只隔了一层薄薄的纸，而这层纸，却是那么得牢固，难以捅破。细细思量，毕竟已是80多岁耄耋之年，或许70年的往事早已封存在了老人的内心深处，随着岁月的流逝，慢慢平复，而此时，再次揭开，是否有点残忍？第二天，经过一系列的思想斗争，正当我准备放弃的时候，一个熟悉的电话打了进来，是他！“邓禹轮”船长沈达才后人——沈永清。
此刻，一缕阳光从窗户外斜射进办公室，屋内渐渐变得温暖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