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获知南京海员训练班有一批起义学员，学习结业后，被分配到了上海当时的华东区海运管理局后，我便与中远海运（上海）有限公司进行联系，加大了对这批起义学员信息的查找力度，而在中远海运（上海）有限公司寻找“登禹”轮大副费新安中，所获得的信息喜忧掺半，喜的是：费新安的人事档案在公司，忧的是：在退管会没有留下他的联系方式。于是，我上网查找线索，很快便发现一篇《香港海轮起义伉俪-记费新安船长与孙美瑛女士》的文章，作者是吴长荣，刊登在《航海》杂志2013年第1期上，《航海》杂志由上海市航海学会主办，在2012至2014年期间，刊登了多篇关于招商局起义船员的文章。或许，编辑部会有他们的联系方式！我找来了编辑部的电话拨了过去，电话接通后，编辑向我简单了解了情况后告诉我，编辑部除了留有作者的电话外，一般不会留文章中被写人物的联系方式，而作者吴长荣老先生早在多年前就已经离世了。挂了电话后，我又试着与上海市航海学会联系，同样，一无所获。
“中106”艇大副费新安
我不得不在文章中继续查找有价值的线索。文章写道：1950年1月15日，费新安在“教仁”轮参加了13轮起义不久，便被调往“登禹”轮任大副。之后，“登禹”轮船长沈达才在“海玄”轮宣布起义之后，被调往新加坡任“海玄”轮船长。“登禹”轮便由费新安大副当家，实际上为代理船长，主持全船工作。文章中除了描述了费新安参加起义，并且，驾驶“登禹”轮顺利返回广州的经历，还提到了他的妻子孙美瑛，作为183名起义家属返沪团的团长，积极配合董华民组织领导了起义工作。孙美瑛回到上海后，不久，当选虹口区妇联副主任，1959年当选区政协副秘书长，1995年退休。由于，文章中关于费新安起义之后的信息很少，于是，我调整思路，从孙美瑛入手，开始查找他们的家人。我致电虹口区妇联寻求帮助，接电话的是一位姓张的工作人员，她告诉我，妇联现职的正副主任中，没有叫孙美瑛的，当听说是50年代任职的副主任，她需要花时间在旧资料中查找，即使查找到，由于年代久远，信息也不会准确，她建议我与区政协联系，或者从公安系统中尝试查找，也许会有收获，而且，更加便捷。电话结束前，张女士答应我，如果其他方式还是一无所获，可以致电给她，她可以帮我查找。
向虹口区妇联的张女士表达感谢之后，我又在中共上海市虹口区委员会主办的虹口区党建网上搜到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历经甘辛自怡然，高风亮节捐遗体—记虹口高龄重要统战人士孙美瑛女士》，文章的发布时间是2013年3月18日。文章提到：2013年3月10日，孙美瑛去世，享年87岁，她是香港招商局起义人士遗孀，是虹口区重要统战人士，在孙美瑛生病期间和去世后，区政协主席管维镛会同区委统战部领导多次上门看望慰问，3月12日下午，区委统战部副部长、区台办主任项荣探望了孙美瑛家属。虽然时间已经过去了7年，虹口区政协和统战部一定会保留费新安家人的联系方式的。我开始向虹口区政协和统战部寻求帮助，打听孙美瑛家人的下落。我打通了虹口区人民政府总机，请接线员转到区统战部，接电话的是许小姐，我自报家门，向她说明了情况，请她帮助查找孙美瑛的相关信息。许小姐记下了我的手机号码，答应我查过后给我回话。大约过了半天功夫，区统战部的郭先生打电话给我：他们查过了，孙美瑛去世很早，之后就没有什么联系了，他们留的联系方式也是很多年前的了。郭先生给了我一个住宅电话和地址，让我试试联系。
结束了与郭先生的通话，我试着拨打了那个住宅电话，显示的是空号，我又尝试着拨打几次，依然是空号！
既然虹口区统战部提供的住宅电话无法联系到费新安的家人，我开始向虹口区政协去电打听。我打通了虹口区政府的总机，请他们转给政协的办公室，连续几天，区政协的办公室电话一直无人接听。直到第五天，政协办公室的电话终于打通，接电话的是一位蒋先生，我自报家门，向他打听孙美瑛的联系方式。你们为什么找她？蒋先生问我。我便将事情的原委说了一遍。听完后，蒋先生记下了孙美瑛的名字和我的电话：我们查一下，有消息联系你。说完，也就挂断了电话。
几天过去，虹口区政协依然没有消息，我忍不住再次将电话拨了过去。蒋先生告诉我：已经安排其他部门的人员查了，请耐心等待。我向蒋先生道谢后，不得不挂了电话。
从孙美瑛入手查找没有结果，是否还有其他的路径？我重新梳理思路，将有关的线索和信息在脑海里过了一遍。在上海海运管理局，有两位专心收集整理招商局起义斗争史的人，一位叫豆功亚，一位叫吴长荣。豆功亚曾写过反映海玄轮起义的报告文学《蓝色的漩涡》，而这部倾注了豆功亚心血的作品，在文革中被烧毁。另一位吴长荣老先生写过大量有关在上海生活、工作的船长的文章，其中，除了《香港海轮起义伉俪-记费新安船长与孙美瑛女士》这篇文章外，还写了《十三轮起义的“吉甫行动”——记十三轮起义中的众位船长》、《“大海呀，大海”——记海洋文学家陆俊超船长》等多篇涉及香港招商局起义船员文章，这些文章都收录在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上海船长》一书中。此外，他还写过《称雄航海界的崇明籍船长》一文，提到上海招商总局副总经理黄慕宗、总船长陈邦达，“中102”轮二副施君鹏，“海辽”轮大副席凤仪和三副张慕忠以及刘维英、蔡良、朱颂才、张事规、陆俊超等13艘起义海轮崇明籍船员。
吴长荣老先生已于2019年去世，他那里应该有起义船员的联系方式，我决定从吴长荣老先生入手，查找费新安的家人。我再次致电中远海运（上海）有限公司老干部处，在徐先生的帮助下，很快找到了吴长荣儿子吴志浩的手机号码。我立马与吴志浩取得了联系，询问吴长荣老先生是否留有与起义船员的通讯录。吴志浩答应我等有空回老人住处的电脑里找找看。
几天后，我再次与吴志浩联系，他答应我今晚就回去找找看。到了晚上，吴志浩给我发来了几页纸的通讯录，费新安、孙美瑛，住宅电话、地址、邮编、费志佳。在他们的前后，还有一大串名字：王俊山、刘维英、刘维杰、陆俊超……
我很兴奋，即刻拨打通讯录上留下的费新安住宅电话，可是，拨过去，电话已是空号。不出我所料，从孙美瑛去世，时间已经过去了7年，这个号码很可能已经注销了。至此，所有寻找费新安的线索都已无奈地中断……
周六上午，在家休息，我照常坐在电脑前，梳理着上海另一位起义船长——“鸿章”轮船长蔡良的信息，王俊山女儿王振明的微信在我眼前闪了一下，我点开一看，他给我留言：我在帮您找蔡良船长的家人，不知道能否找到。我向她表示感谢，告诉她：我也正在找，已经找到了他的人事档案，在上海长江轮船公司。同时，我还告诉她，费新安的家人也在寻找，虹口区统战部给我的、吴长荣通讯录上的住宅电话已经是空号，虹口区政协还没有消息，估计也不会有，目前，线索是断的。过了一会儿，王振明的微信又闪了一下，我再次点开，一串文字让我兴奋：费新安的女儿我们有联系，在争得了她的同意后，我把她的手机号发给您，手机号码，费志佳。
费新安（右1）、蒋季善、林树伟三家合影
意外地获得了费新安女儿费志佳的联系方式，我异常惊喜，赶忙向王振明女士表达谢意后，立马拨打费志佳的电话。电话接通了，对方正是费新安女儿费志佳。我向她表明了我的工作单位以及目前的工作后，便将辗转多个单位和个人寻找他们的过程，其中的曲折与辛苦，一股脑地倒给了她。电话那头沉默着，似乎是一种理解。我告诉她，在上海的这一批起义船员中，我已找到陆俊超、沈达才、王俊山、刘维英，并从刘维英女儿刘紫菊那里了解到，同时参与了两艘轮船起义的刘维英弟弟刘维杰目前还健在。是的，还是多采访目前还健在的起义船员，他们已是凤毛麟角了。费志佳的语气显得无奈。我询问了费新安老人过去的老照片的事，她答应我，明天抽时间帮我找找。当听说我也在寻找林树伟家人，她提出主动帮我联系，在征求了林树伟家人的意见后，她把林树伟儿子林仲文的手机号码给了我。找到林仲文是你的幸运，他会给你很多的帮助。通话结束前，费志佳希望我们早日能去香港探望98岁高龄的林树伟老人。
和费新安女儿费志佳一番电话交谈后，我陷入了沉思，17条船以及起义船员，对于一个新兴的政权意味着什么？或许，没有他们也就没有新中国航运的崭新历史，而海员训练班（包括其他地方开办的）既是招商局起义的历史延续，更是开启新中国航运事业的发端。
70年的岁月荏苒，这一批起义的老人一个个地离去，他们的子女，不仅是他们生命的繁衍，更是他们留存的记忆符号，寻访他们，就是对那一段历史的记忆进行解码，从而，寻求真相和答案。
如此一番思想，寻访之路上的所有纠结、艰辛与苦涩，即刻烟消云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