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海员训练班学习的5名起义船长学员中，寻找罗秉球是最为艰难的。我上网搜索了罗秉球的信息，得到的有价值线索异常稀少。唯一的线索就是一篇介绍“夏家箴”的文章提到罗秉球。这篇文章刊登在《航海》杂志2014年第二期，题目是《行船立奇功三见毛主席——记劳模船长夏家箴》，作者吴长荣。文章中写到：“夏家箴在当地奉贤县中学毕业后,于1930年考入招商局航务专科学校(前身为招商公学)第二期,与夏爵一、谢觉之、罗秉球、林祥虬、薛邦祥、颜光海等同窗。”由此推断，罗秉球可能会在上海。
我在吴长荣老人留下的通讯录中找到夏家箴、夏爵一的家庭住址和电话，拨打过去，电话已是空号。于是，我继续寻找，在交通部政治部与海员总工会全国委员会1979年的《原招商局油轮公司等所属十七条船起义海员名单》中，罗秉球现单位一栏，标注的是“船研所”。为此，我请教了卓东明老先生，卓老是在1950年香港招商局船员起义后，作为秘书及粤语翻译，跟随上海招商局总公司副总军代表邓寅冬，当年11月上起义船任永灏轮联络员的，算是资历很老的，我向他打听“教仁”轮船长罗秉球的联系方式，并且，了解“船研所”相关情况。卓东明老先生正在医院做手术，抽出时间回复了我：原“教仁”轮、“民312”轮船长，在香港、广州都有联系，他被安排在上海，故1951年后就未见过面，也没有联系了。“船研所”有两个，一是六机部的，另外一个是交通部的。
于是，我上网搜索六机部船研所，找到一大串船舶研究所的名字，从中筛选在上海的8家：上海船舶设备研究所（704所）、上海船舶电子设备研究所（726所）、上海船用柴油机研究所（711所）、上海船舶工艺研究所（611所）、上海船舶设计研究院、中国船舶工业第九设计研究院、中船勘察设计院、上海船舶运输科学研究所。
我准备一家一家的电话询问，首先是第一家上海船舶设备研究所，在网上没有找到研究所的电话信息，于是，我联系了上海114电话查询服务台，服务台按照单位名称查询后告诉我，该研究所没有在服务台登记，她接着问我单位地址，帮我用单位地址进行查询，我告诉她，衡山路的地址，查询到了该研究所的电话。按照查询服务台提供的电话，我拨了过去，接电话的是一位姓牛的先生，他听了我的描述后，告诉我，他们单位可能不是我要找的单位，而是另外一家，他很热心地答应我，帮我询问一下单位的几位老同志，问过了回复我，并且，记下了我的电话。
过了两天，我再次致电牛先生，他告诉我，帮我问过了，我要找的单位全称应该是上海船舶运输科学研究所，简称“船研所”。按照牛先生的指点，我致电上海船舶运输科学研究所档案室，很快就找到了罗秉球的人事档案。这是后话，当时，我很疑惑，为什么牛先生能肯定地说我要找的“船研所”不是他们单位？为此，我又返回拨通牛先生的电话，一方面告诉他消息，向他表示感谢，另一方面，也是给内心的疑惑寻求答案。我问牛先生，为什么能确定我要找的罗秉球工作的“船研所”不是你们单位，而是，上海船舶运输科学研究所？因为，老同志经常会在开会的时候碰到一起。牛先生回答。我恍然大悟，原来如此。我很感激牛先生，素昧平生，就他多说了一句，便让我减少了在其他几个单位之间电话的周旋，减少了时间和精力的无端浪费。
仔细思量，在这寻访之路上一路走来，遇到牛先生这样的热心人很多，从深圳招商局的董先生、樊馆长、朱小姐，到广州海运局的黄女士、李小姐，上海海运局的徐主任、曾先生，长江轮船公司的陆女士、彭女士，从校友赞敏、新标，少林、敏达，到起义家人王女士、费女士、刘女士，林先生、周先生，此外，卓老、吴长荣儿子吴志浩，等等，他们都在默默地付出，为我提供无私的帮助。
话说回头，从上海船舶设备研究所牛先生处，确定了“船研所”的具体单位后，我开始拨打上海船舶运输科学研究所的电话，总机帮我转到档案室，接电话的一位女性工作人员，问明了我的意图和目的后，要了罗秉球的名字，说帮我查一下，没过一会，她告诉我，罗秉球的人事档案在他们单位，并且，告诉我，罗秉球已于1987年去世了。我告诉她，我希望调阅罗秉球的人事档案和寻找他的家人，她告诉我，查阅人事档案需要开具单位介绍信或公函，并且，罗秉球属于离休干部，需要与研究所的党群工作部和人力资源部联系，研究所离退休中心应该会有他家人的相关信息。结束通话前，她给了我人力资源部陆主任的办公室电话。我将电话打到人力资源部，一直没有人接听，我又拨打党工部的电话，接电话的是汤女士，我向她说明了来意，她告诉我，去年，他们单位刚刚去世了一位起义船员叫陈时雄，但是，查找相关资料必须要有单位的公函，走相应的程序。无论我怎样协商，汤女士原则性很强，于是，我决定亲自前往上海一趟。
12月15日，办好了学校查档手续后，我即启程前往上海。在船舶运输科学研究所，接待我的是党工部的陈部长，他疑惑我为什么会找到他们单位？我便将寻找罗秉球的过程讲了一遍，他听了我对罗秉球的介绍后，感觉研究所有这样一位船长也很吃惊，希望我能查得仔细，挖掘得深入一点，资料互通有无。我告诉陈部长，在从汤女士处得知起义船员陈时雄的消息后，我便在招商局博物馆《赴宁学习船员名单》和1979年《原招商局油轮公司所属17条船起义船员名册》中查找，均未发现陈时雄的名字，因此，我提出再调阅另一位起义船员陈时雄人事档案的请求，陈部长也给予了支持，并且安排了党工部的汤女士，陪同我一起去档案室查阅两人的档案材料。
“教仁”轮船长罗秉球
在档案室，我查阅了罗秉球南京海员训练班的相关资料，对其社会关系进行了重点收集，虽然，没有找到罗秉球在海员训练班的《学习总结书》，但是，找到了他在上海长阳路的住址以及大女婿和侄女婿在上海的工作单位等重要线索。在调阅了陈时雄的档案后，了解了陈时雄为“中102”轮船员，1949年，随伞兵三团起义一起到了连云港。所以，他未到南京海员训练班学习，之后，我将对陈时雄了解的情况反馈给了党工部陈部长，并且，告诉陈部长，我们20号即将拜访的目前健在的起义船员刘维杰，也是“中102”轮的起义船员。陈时雄起义之后，又返回到了上海，在招商局“中124”轮上任职大管轮，而刘维杰回到上海，没有找到工作，而此时，受“海辽”号起义成功的影响，罗秉球积极参与起义的策划工作，恰逢台北招商局调“邓铿”轮运货去泰国曼谷，罗秉球担心受到台湾当局劫船迫害，辞职离船，汤传篪找到正在上海新婚的刘维英担负起“邓铿”轮此行的任务，之后，刘维杰也就随哥哥刘维英船长去“邓铿”轮任职，参加了香港招商局的船员起义。陈部长听了我讲述的故事，非常高兴，当即赠送了我一本《中国远洋海运发展简史》，我也建议陈部长保护好罗秉球船长的档案资料，权当回报。随后，我将1979年《原招商局油轮公司所属17条船起义船员名册》中，“中102”轮的起义船员名单发给了陈部长，经他核实，陈时雄的名字在名单中写成了“陈士雄”。与陈部长和汤女士告辞致谢后，我也就结束了船舶运输科学研究所的查阅档案工作，下一步，就是围绕罗秉球档案中登记的家庭住址和社会关系寻找他的家人了。
第二天，我很早就出发，前往档案中登记的罗秉球在长阳路上的地址。此外，我还备用了两份线索，一个是罗秉球侄女婿沈敏的工作单位和提篮桥的住址，另一个是罗秉球大女婿李汉杰的工作单位。我先去了小区所在的北外滩街道的舟山居委会了解，居委会的工作人员帮我在系统里检索，没有罗秉球这个人，当听说罗秉球已在1987年去世了，便非常肯定地告诉我，系统是后来建立的，之前已死亡人的信息是不会输进系统里的。从居委会出来，我又向小区里的邻居打听，都说没听说过罗秉球。小区门卫姓孙，是个热心的70多岁的老人，在这里已经住了很多年了，当听说我在找招商局的起义船长，他热心地帮我找几位同样住了很多年的老邻居打听，最后找到了罗秉球曾经的一位苏姓老邻居。这位老邻居对罗秉球家里的情况很了解，我报出罗秉球两个女儿的名字，苏姓老邻居都摇着头，不知道是已去世了还是生活在外地。老邻居告诉我，罗秉球的家早已不在这里了，罗秉球有一个小儿子叫罗武陵，在上海。他知道罗武陵住哪里，但是，一时想不起所住小区名，他可以帮我联系上罗武陵。我请求这位苏姓老邻居，立刻帮我联系，他说，没有罗武陵的电话，他可以去那个小区找到罗武陵。方便现在就去吗？这位老邻居答复我，现在没时间去。他让我写了一张留有单位、姓名、手机号码相关信息的纸条，揣进口袋里，他很认真地答应我，一定会帮我联系到罗武陵的。我向他和小区孙姓门卫表示感谢，便离开了长阳路上的小区。
下午，我和刘紫菊约好了去她家，看她父亲“邓铿”船长刘维英老人留下来的老照片和实物，我正准备前往的时候，手机铃声响了，一个上海的电话号码。电话接通后，对方核实了我的身份后，告诉我，他就是罗秉球的儿子罗武陵。我向他简单介绍了编写校史以及寻访起义船员家人的情况，讲述了寻找罗秉球家人的艰辛过程。他很感谢我的工作和努力，没有忘记像他父亲一样的那一辈老人，他说，他父亲在天之灵也会感到欣慰。我们相约，第二天在他家见面。
至此，在招商局起义船员赴南京海员训练班学习名单上的5位起义船长的家人，已经找到了4位：“民302”轮船长谷源松、“海厦”轮船长王俊山、“邓铿”轮船长刘维英、“教仁”轮船长罗秉球。唯一还未找到的是“鸿章”轮船长蔡良的家人！